一只狗的思想风暴

海南兴隆之郑文泰 - [游]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里，郑文泰几乎要被神化，郑文泰对此不是很高兴。

“有些人把你说得抛弃人生，抛弃这个抛弃那个，好像浑身上下都是使命感。”这位60多岁的老华侨胡子和两鬓的头发已经斑白，看上去却活力十足。一身古铜色肌肤，头上老顶着个棒球帽，和人聊天时常烟不离手，“其实这只是个人的一种选择，还它正常的一面，不要说得太过份。我又不是天外来客。”

生于印尼的郑文泰，祖籍福建泉州，打小家境富裕。在1964年的时候，作为归侨子女，他主动来到兴隆华侨农场，一待七年。后来他去到了香港。在1992年的时候，郑文泰卖掉在香港和广州等地方的实业，带着全部一亿多的身家到兴隆，开始忙活这个热带植物园。这个疯狂的举动自然招来家人和朋友的反对，郑文泰轻描淡写：不管它。

这就是郑文泰所说的“个人的一种选择”。

在热带植物园的咖啡屋里，郑文泰坐在桌子对面，看装束是刚从工地里回来。四周绿意盎然，园中的咖啡屋八面来风。

“要不是和你见面，我这时候是在工地里。”现在的郑文泰，已经成为兴隆的一张名片，经常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客人。在形形色色的人当中，有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文化界人士、媒体记者等，郑文泰说自己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带我们去的当地朋友提前打了预防针：你不要说你是来采访的，你要是拿笔记，拿采访机录，他是不太乐意的。

见了面，朋友介绍说今天带了个你的小老乡过来。郑文泰答说，不要说什么老乡，老乡背后捅一刀最厉害了。

这种不留情面的举动，有时候会让人感到难堪，比如他就曾拒绝和一些地方官员见面，相比之下，文化界和植物界的学者们最受待见。

郑文泰一直坚持埋首做自己的事情，别人的意见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兴隆曾经是个热带雨林丛生的地方，在上个世纪60年代郑文泰刚到的时候，这里还有大型动物。郑文泰回忆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只野猪迷失了方向，跑进了会场。上面的领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台上叫着“安静，不要吵”，下面的人忙成了一团，都在赶那只野猪。

这样的往事回忆起来很过瘾，但看看现实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经过多年的开垦，当年的热带雨林大部分已经消失，今天，人们只能到兴隆的根雕园去想象当年的模样。那里摆放着一些从河底挖出来的古树根，有的已经一千多年，它们现在已经丧失了生命力，静静地等待着游人参观。

“兴隆应该保留早期没被开发出来的模样，高高的椰林，旁边是水稻田，到处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郑文泰也清楚，对热带雨林的开垦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做法。当时橡胶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在兴隆大规模种植，为的是解除外面的封锁。“后来的破坏很严重，人把空间都让给了自己，这个代价大不大，得等过了一个阶段后再来思考。”

郑文泰认为自己的热带植物园已经远远超过了园林、景观的概念。“它包含了鸟类的栖息空间，包含了水的保护，包含了人在灾难中的一个避护点。”在这里，他每天都在忙着研究、培育新的物种。他招聘了十几个大学生，但是大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都只是皮毛，来这里什么都要重新学，目前他们能做的无非就要执行自己的想法。

热带植物园一开始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但郑文泰只管做自己的事情。他的观点是：“我不是耶稣不是上帝也不是干部，不用说服别人，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了。当然，也不用指望我来改善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

他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隐士，因为“隐士是坐着不动，享受舒服的感觉，不受外界干扰，我们和外界来往多得不得了。”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不错，他就曾到世界各地周游，眼界开阔，现在，他有时候会受国务院邀请到全国各地考察，有时候到国外看别人成功的经验，更多时候是在园里，埋首育种，同时客人不断。

他在当地的好朋友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WY专程跑到这里来看过他，两人聊的话题很广，最后，WY问他：为什么一直不结婚？——显然，这话由WY来问，更具有喜剧效果。

他的朋友还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说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阮次山曾专程到这里找过他，两人聊了半天时间，阮次山临走时的评价是：此人不俗。阮后来邀请郑文泰去做节目，郑婉拒了。

人们还说，趁着来华参加博鳌论坛的空隙，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曾来此拜访过两次，后来回国后特意为郑文泰寄来八个物种的种子。

当地人讲这些故事是想说明郑文泰已经名声在外，而且很有些个人魅力，其实，这些故事同样可以说明在中国，像郑文泰这样做的人还很少，因此他才如此受人关注。兴隆是个包容的地方，因此可以包容下郑文泰这样极富个性的人。一些人认为，兴隆今天的包容，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包容，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更好相处的积极探索。

海南兴隆之华侨 - [游]

老颜上身穿着宽松的T恤，扣子一个也没系上，下面是一条七分裤，脚上搭着的，是看上去已经很旧的人字拖。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红梅香烟，撕开，礼节性地递给我们抽，见我们都不抽，他往自己的嘴里送入一根，熟稔地打火，点上。复杂的生活经历再回忆起来已经很难左右他的情绪，他淡淡地讲着，那些故事就像掸在水泥地上的烟灰，无足轻重。

在1979年回到兴隆之前，老颜全家都在越南的农村，从事着农活。他的祖先很多年前从中国去到越南，至于是哪一代的祖先，老颜自己也说不清楚。

1970年代后期对于中国和越南两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两国关系的恶化让许多人流离失所，那两年，从越南来到兴隆的有7000多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其中有些人是中国国籍，有些人是越南华侨的后裔，在国际上，这样的群体身份都很难界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分三批来到兴隆，进了当地的兴隆华侨农场，老颜是其中的第二批。

到兴隆那年，老颜十五六岁，在之后的时间里，先是进入学校念书，后来进入华侨农场割橡胶，再后来娶了一个越南归侨当老婆，前些年他离开了农场，自己到外面开了茶店。“收入其实相差不大，只是这算是自己的生意，自由一些，不想工作的时候我就把店门一关。”

始建于1951年的兴隆华侨农场是中国的第一家华侨农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起着安置从海外回来的难侨的作用，最早抵达兴隆的第一批人是70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归侨。时间一晃已经近六十年，想要再找到当年辛苦开创兴隆华侨农场基业的那批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有些人已经过世，有些人已经老迈，而刚过来时只有几岁的孩子们，很难再保留确切的记忆。

1960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海南的梁森奎，黑黑瘦瘦，一副标准的岛民的长相，现在，他是兴隆华侨农场的党委书记。兴隆并没有一级政府，大大小小的事情全归农场管理，因此，梁森奎实际上就是兴隆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了。

长年在农场的工作和生活，使梁森奎亲历了农场近几十年来的多次变革，也亲眼看见一些老一辈的离去。在兴隆华侨农场创建50周年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太阳河情思》。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第一代归侨来到兴隆时，当时的大致情景。

原侨居北婆罗洲的温带就是第一批回到海南的700多名马来西亚归侨当中的一个。梁森奎在文中写道：“1951年，温带售出家业购置镰刀斧头，外加一只大饭锅，装了满满一大箱后决定回国。临行前他对同路上的朋友说：‘我们原是国内出去的，都知道祖国还穷，回去为的是建设新中国，因此要做吃苦的准备’。”

而从各种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半个世纪前，兴隆所在的太阳河畔，穷山恶水。寂寞的河水从吊罗山脉的原始雨林流下，穿过荒野，越过险滩，流入兴隆地域。第一批归难侨被祖国的船只接回，他们在海洋上漂了近一个月，在海口上岸，然后他们又坐上了以烧煤做动力的车辆。上坡的时候，他们下来推，下坡的时候再跳到车上，三天三夜后，他们来到兴隆。那个时候，呈现在归侨们眼前的，却是几间飘摇中的破屋，唯有的一盏灯光，是从斑驳的小铺中发出的飘忽不定的亮光。那天晚上，700多名男女老幼蜷缩在屋檐下，坐等天明。

经过多年流落他乡的彷徨与惆怅，回到祖国的归侨们虽然面对的是恶劣的环境，却满腔热血。当日出地平线，他们提上镰锄，握上“巴朗刀”（马来西亚当地一种弧形的仿豆荚形状打造的刀具），上山砍树桩、割茅草，自己动手搭起“亚搭”（草棚），开始了热火朝天建设新侨乡的创举。

到目前为止，兴隆共安置归侨一万多人，他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罗兰夫人 - [一句话]

      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罗兰夫人

你不是真正地快乐 - [随笔]

      这世界笑了
      于是你合群地一起笑了
      当生存是规则
      不是你的选择
      于是你含着眼泪
      飘飘荡荡跌跌撞撞地走着

      你不是真正地快乐
      你的伤从不肯
      完全地愈合
      我站在你左侧
      却像隔着银河
      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
      一直到老了

      ----五月天

      每次看到阿信，都觉得他像个无忧无虑孩子般的人，以为他是没有烦恼的，因为他可以放手去追寻自己喜欢的梦，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有最好的朋友。

      一次无意中听到阿信在某电台的采访,只有阿信一个人。可能是和那个电台主播很熟，他们聊了很多，发现原来他不快乐。想起他们的新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原来说的就是他们自己。我很喜欢阿信在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主持人问他，五月天有没有失败过，有没有摔倒过？他说五月天一直都是爬的走过来，既然爬的怎么会摔倒？

      ----等待_五月 于豆瓣

海南兴隆之咖啡 - [游]

阿育往自己的咖啡杯里加满了茶水，说，“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咖啡茶，当然，你也可以叫茶咖啡。”晚上十点多，坐在兴隆的咖啡店里，阿育和我这位从外地来的客人隔着小圆桌喝咖啡聊天。他在兴隆当地的宾馆打工，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这位好客的兴隆人还是陪我聊了一晚上。

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最便宜的咖啡，两个人坐了一晚上，喝了两杯咖啡，总共三块钱。阿育后来抢着和我付账。

如果你认为这里的咖啡店像大城市里的星巴克、上岛咖啡，或者小酒吧一样装修精致，那你就错了。茶店很简陋，桌椅有些地方还带着污渍，墙壁甚至都没有粉刷。隔着一道没有门扇的门，老板和老板娘在后面的小隔间里煮咖啡，透过升腾的油烟，可以看到被熏黑的墙。

像许多地方的大排档一样，老板在小店的外面放上几张桌子，和更多的椅子。已经十点多了，还是有人陆陆续续地过来喝咖啡。“这里的咖啡很好喝，我经常到这里来。”阿育说。但他甚至比我这个第一次来到兴隆的人晚知道老板姓颜，进门的时候，他和老颜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咖啡店位于兴隆唯一的农贸市场的附近，两三个月前，老颜关了另一家店来到这里。虽然卖的是咖啡，但当地人管它叫茶店，其实在这些茶店里，当地产的“太阳河”牌咖啡是主角，茶是赠送的，兼着卖一些本地的糕点，看看柜子，有烧饼，有粽子，有油条。千层糕已经卖完了，那是当年的归侨从印尼带回来的小吃，在本地很受欢迎，与千层糕一起从外面进来的，还有黄金糕和条状的粽子。

老板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边聊天，讲他1979年从越南来到海南兴隆的故事，时不时地，起身给进到店里来的客人倒咖啡，或者买单。一些相熟的人叫他老颜。

没有人说得清楚兴隆有多少家茶店，问了很多人，有的说几十家，有的说一百多家，也有的说有三百家。在这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茶店，是绝大多数人解决早饭、下午茶、夜宵，以及谈事情的地方，是兴隆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大多数茶店不一样，A1咖啡屋看上去倒像是一家真正的咖啡屋。从外面看，蓝色的遮阳棚、白色的篱笆，五颜六色的花草，把它和兴隆其他的茶店区分开来，咖啡屋里的装修也很精致，欧式壁灯，柔和的光线，角落里放着一些颇有格调的时尚杂志。这个下午，屋里弥漫的是蓝调音乐，坐着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女，他们喝的大多不是咖啡，而是奶茶、柠檬茶等眼下时兴的饮料。

沈红梅说，“我不是老板，我是老板娘，刚才你看到的那位妇人是老板的娘。”沈红梅的母亲是泰国归侨，父亲是马来归侨，丈夫在农场上班。因为兴隆缺少高档的咖啡馆，夫妻俩开了这家咖啡馆，问到每个月能有多少营业额，沈红梅调皮地把话题叉开。逼急了才笑着说，还好还好。

（待续）